在现实社会的肌理中，“讨公道”本应是每个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可对于身处底层的穷人而言，这条路常常布满荆棘。
讨公道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资源的较量，而穷人最匮乏的恰恰是资源。诉讼费用是第一道坎。即便法律规定了诉讼费减免制度，但立案时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财产保全的保证金、司法鉴定费、评估费等，对低收入群体仍是沉重负担。
湖南娄底的一位师傅在工地摔伤腰椎，包工头只愿赔3000元了事，医生说后续治疗至少要5万。他想去做伤残鉴定，光鉴定费就要2800元，相当于他三个月的生活费。
为了凑钱，他让妻子去镇上的鞭炮厂做零工，每天站12小时贴标签，手指被胶水浸得发肿，才勉强凑够费用。
江西赣州的一位大妈更无奈，儿子在工厂被机器轧断手指，老板拒绝赔偿，她去法院申请法律援助，虽然免了律师费，可做工伤认定需要的劳动关系证明、工资流水等材料，找工厂要了十几次都被拒，最后托人送礼花了600元才拿到复印件。
时间成本同样令人却步。重庆一位农民工为追讨被拖欠的1.2万元工资，从工地到法院跑了7趟，每次都要坐4小时长途汽车，光车票钱就花了500多。
开庭那天正赶上农忙，他雇人收割自家的水稻花了800元，等拿到判决书时，算算各项开销，几乎等于白忙活。
安徽阜阳的菜农更惨，为了告批发市场克扣摊位费，每天凌晨3点收菜，早上6点赶去法院，折腾了半年，最后胜诉却发现市场早已换了承包人，执行款至今没拿到，地里的黄瓜烂了一地没人管。
河南周口的一位大爷种了三亩桃树，被邻村的羊群啃坏了半亩果苗，找放羊户索赔时对方耍赖，他不得不骑车去镇上法庭，来回20公里路，轮胎补了三次，开庭时正赶上桃树疏果，雇人打理又花了400元，最后判下来的赔偿款刚够抵这些开销。
法律体系的专业性，对缺乏教育资源的穷人构成了天然屏障。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哪些法律保护。云南山区的苗族妇女被丈夫家暴了15年，直到去年村干部带着法律援助手册下乡，她才知道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前她以为“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每次被打都只是躲回娘家待几天。
贵州毕节的留守儿童在学校被高年级学生勒索钱财，奶奶发现他身上的淤青后，只懂得去学校骂了几句，压根不知道可以报警追究对方责任。
甘肃平凉的一位大叔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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