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星星和我说,「混混很奇怪啊,平时把兄弟挂在嘴边,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相信的却是警察。」
在金三角 397 天,他终于逃离,回到国内却不敢联系任何人。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决定去找两个人:一个是老鸨,另一个是警察。
星星知道,没人应该逃避罪责,不管要付出的是手指还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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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18 日凌晨,我回到云南打洛,正站在路边恍惚,一辆黑的过来问我去哪。我下意识回答随便,立马被司机半拖半拉推进车子。
路上,我只手枕着脑袋倚靠车窗。道路崎岖,眉骨被不停颤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机几次想找我聊天解闷,都没得到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车子已经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 6 点多,当司机手指打表仪上的 400 多元,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让下车的姿态时,我才确信自己回到了中国。
太阳出现,带起一片红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条不知名道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我害怕四爷更害怕回家,犹豫许久,决定返回昆明和坝子哥解释。
原本计划住酒店,但觉得用身份证登记不安全,只能选择窝在一间黑网吧里,白天打游戏,晚上打飞机,烟酒不离手,想从精神到肉体全面麻醉自己。
我变得脆弱,是因为发现就算回到国内,自己依旧无家可归。
这样颓废度过一个星期,直到网卡里没钱我才离开。
太久没出门,光线刺得我眼睛难受,看着过往穿梭的车辆、林立的店铺、沿街叫卖的小吃摊子,竟让我有深夜独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错觉。
我决定去找一个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场所的一个妈妈。
我当时没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爷和坝子哥具体态度的情况下很难做决定,而花姐身处欢场,消息广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这是我找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因为花姐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间隔近 400 天没见,对她难免有些疑虑。
花姐是妓女这一行的自由职业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户众多,人脉资源丰富,算是很多场子的合伙人,经常会带姑娘去不同场子串场接客,行踪有点飘渺。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确定她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场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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