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思想及其源流

1876 年 1 月，李鸿章会见了日本的驻清国公使森有礼。森有礼是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在 1885 年成立的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中担任文部卿（文部大臣）。据说当时李鸿章对森的傲慢感到愤慨，有趣的是李对明治维新的评价，特别是对日本引进西式服装的反应。森主张，「学习他国所长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李鸿章则论道，「效仿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遵循服装旧式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

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将此时森有礼显耀的日本做法评价为「拿来主义」。而李鸿章拘泥于服装这一小节，其实来自于儒教中「衣冠整」为「礼」之实践这一特点。这段话表明李鸿章未考虑用日本式的「西洋化」来发展近代化，只是积极创办近代企业的李鸿章，为何要如此拘泥于儒教的传统呢？

洋务运动广为人知的口号，便是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和魂洋才的「中体西用」。第一位从体系上论述中体西用论的人，是李鸿章的智囊团成员冯桂芬。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国防问题是「天下第一的重要政务」，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应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冯桂芬还呼吁第一步应在上海和广东成立翻译公所，培养精通欧洲学问和外语的人才。

冯桂芬的这一主张派生了以鸦片战争时作为全权大臣被派至广东的以林则徐为中心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团体—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关心和危机感，他们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张「经世致用」，即大胆地重解孔子的意图实施改革。感觉敏锐、憎恨官界腐败的诗人龚自珍撰文预言将出现大叛乱，写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文句猛烈批评社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初战失败后，道光帝有所动摇，林则徐被撤职并发配到西北边境，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对外信息都托付给了盟友魏源。1842 年魏源经整理后，出版了世界地理书及海防书《海国图志》。该书出口到日本后极为畅销，对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在序文中，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即学习欧洲的军事和训练方法来巩固国防。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是公羊学派改革目标的实现，除了创办企业外，在内政改革和人际
（本章节未完结，点击下一页翻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