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抗战准备与独裁体制

蒋介石在瓦解江西苏维埃后，一边追击红军，一边开始准备与日本作战。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经济建设，以及重视忠诚的政治措施，不过是重新建立了传统压抑的统治体制。

蒋介石本来对战争持有预见。不久的将来围绕中国的利益问题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必将失败。1934 年 12 月，蒋介石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名为《敌乎？友乎？》的论文，表明了他对日本问题的基本立场。蒋介石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国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说：「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他还警告说，日中战争拖长，只会对日本不利，现在寻求两国和解，必须立即归还东北三省和热河。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正如自己所预测的那样，转移到重庆继续抗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比，蒋介石没有提及作为抗日战争重要因素的「人民」的游击战式抵抗，这不由得让人感到其对胜利的预测不够坚定。但是，到重庆后，蒋介石控制了以前国民政府权力未及的四川、贵州等西南各省，开始建设「大后方」。

负责蒋介石的抗战准备的是，1932 年 11 月非公开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编为国家资源委员会）。铁路和公路网迅速扩建，以军需产业必不可缺的矿物资源钨等为主开始尝试发展重工业建设。并改革币制统一全国货币，通过将国内流通的白银国有化，实施通货管理制度来确立国民政府的金融统治。

这种政策是一种开发独裁，平息了因白银流失美国而产生的金融恐慌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军事方面也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完成了一百七十万兵力、六百架飞机的战斗力编制。然而这些装备不及日军，蒋介石并未能确信在全面战争中能够取胜。

蒋介石一面对战斗力存在疑虑，又着手建设国民总动员的体制。他首先在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开设军官训练团，亲自讲话以统一将领的思想。1934 年 2 月，他发起了一种启蒙运动即新生活运动。该运动提出把「礼义廉耻」的传统儒教道德作为国家统一的理想，重视卫生、杜绝鸦片、提倡国货的使用、奖励节俭，以实现国民生活的合理化和统一化。

蒋介石描述这些运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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