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产物。而从技术角度来说，第一代产品往往并不适合作为标准模板，它几乎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后来者来完善——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掉它作为开拓者的光辉。

受俄国具体环境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俄国东正教的体制——内核相反、结构相近。对比此前资本主义国家以利益为纽带的各类政党，苏共的组织体系要严密的多，因而也就有着更强的行动力。在布尔什维克获得国家政权后，一国的意识形态、政权以及经济运行被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也就迸发出了让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难以置信的行动力。

这么比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别扭，其实历史上学说与组织相互结合的实例是在我们中国——始于战国的墨家同样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体系。巧合的是墨家学说在本质上，很多东西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实都是相通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能够横扫六合，除了采纳了法家的主张之外，同时也在于秦王室与墨家的合作——准确说秦制即法墨治国。

然而世界上总是存在这么一条亘古不变的定理，一个事物最强大之处往往也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苏共教会化的结构之下同样也隐含了一系列问题：最初将众多党员变成严密的组织、聚沙成塔的核心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非利益，一旦信仰开始虚无化，那么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将不复存在，相反严密的组织会带来比西方政党更高的运行成本。反过来说，组织内的矛盾又会削弱信仰的权威性。

苏联自上而下层层服从的组织体制，本质上依然是一套精英治国的体系。列宁也曾说过：沙皇可以靠几十万贵族统治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同样可以依靠 35 万党员来管理这个国家。对比中苏蜜月期间的中共和苏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区别，在各种庆祝活动上中国更多的是将宣传的重心放在成绩突出的基层工人、农民以及士兵身上，而苏联的宣传部门则更关注科学家、宇航员、作家等等，这个细微的差别背后，则是一个治国思路的不同。

苏联的精英治国模式下，一方面国家的智力资源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但另一方面人民对党、普通党员对上级事实上都缺乏可靠的制度化的监督能力。而在苏联建国初期，由坚定信仰所带来党员干部高度的自律性，却恰恰掩盖了这一问题。卫国战争期间牺牲在战场上的苏共党员有 230 万人，当时发起冲锋第一个跃出战壕的必须得是政委，而党员会被分配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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