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新文化，某种程度上都是以旧文化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江户时代兴起的以都市文化、商业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为特征的町人文化，其「浮世」精神是对之前作为社会主流的武士文化的一种反叛。武士文化，正如其与禅宗深度结合所显示的，在「空」「无」的宗教底色上，以克制收敛为现世生活的主要原则。于是町人的「浮世」精神，首先以张扬、放纵的姿态出现，对现世的肯定直接表现为对欲望的肯定，而情欲在其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因此「浮世」自从完成概念上转换的那一刻起，就与情色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民族对性一直有着较为开放的态度，即使在编撰国家正统原典如《古事记》《日本书纪》时，也没有对神话中直接涉及性的内容进行删改。在古代贵族文化中，男女暗通款曲是一种值得赞赏的风流，「好色」是贵族们的修养、能力，也是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形态之一，《源氏物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然而到了中世，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家社会中，家庭观念及女性社会地位都发生变化，男女间较为自由的两性关系受到了限制，情色文化也从主流文化中隐退。

进入江户时代，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在文学领域标志着町人「浮世」文化的形成，之后更推出《诸艳大鉴》（好色二代男）《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等一系列所谓「好色物」，奠定了其后「浮世」文学最为鲜明的主题。这可以说是对「浮世」与情色难分难解关系的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展现。尽管西鹤小说中与「色」并列的另一个基本欲望是「钱」，但从视觉表现的角度看，无疑「色」更容易化为可见的画面。于是所谓「春画」的繁盛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虽然日本自古有着开放的性文化，与生殖崇拜相关的雕塑可以上溯到久远的时代，但正如其绘画艺术是从对中国绘画的学习与模仿开始，以性为主题的绘画「偃息图」「乌浒绘」也是受中国春宫画影响而生。在贵族社会及武家社会，这只是极少数上流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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