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初，钱溢飞和项梅的处理意见被批复下来：发回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这个名词对于钱溢飞来说，是个非常新鲜的新生事物，它不同于刑事犯，也不由法院来判决，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针对某些特殊人群，实施的一种特有的专政手段。“劳动改造”到底能改变什么，钱溢飞不清楚，项梅也不知道，但二人凭借那绝顶聪明的脑袋，不约而同推算出自己的命运将是苦不堪言。
“这还不抵给我判个几年呢……”临行前，钱溢飞私下对项梅说道，“就我这腿脚，这身板，还能干个什么活儿？”
“干活那是抬举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劳动者啦？”一声幽叹，项梅的神色凄凄惨惨，“改造，你还是从‘改造’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吧……”
“那我们不是惨啦？”
又是一声长叹，项梅抹抹脸，恨恨说道：“命啊！这可真是命啊！自从遇见你，我这日子就没怎么好过！”
“这不能怪我，谁叫你没事连做梦都盼着抓我？”
“废话！你是贼我是兵，能不抓你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哼哼！我照样不会客气！”
“那你就慢慢抓吧！哼！榆木脑袋！”
俩个人时常会发生点小磨擦，但磨擦也是一种交流，这并不妨碍双方对未来命运的共同探索。
在马晓武刻意安排下，回到农场的两个人，一开始并未象其他右派那样参加重体力劳动，而是在食堂继续从事着切葱剥蒜工作。不同的是，大师傅老李再见到这二人时，多了个下意识转身动作。同事之间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已是不可能了，地位和阶级立场的对立，无形当中在众人之间树立起一堵厚厚的柏林墙。
老李不再犯病了，可他那双眼睛瞥向钱溢飞时，依然有些古怪。晓武来农场也不象以往那么频繁了，这到不是说他嫌弃钱溢飞的身份，主要是工作和家庭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压力。五七年的反右以及丈夫频繁的“失踪”，令小李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她的精神总是处于压抑和紧张状态，甚至在正常工作中，也频频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因此，考虑到小李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和市公安局的合作关系，检察院领导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将她调离原工作岗位，从事一些简单的文职工作。
五七年是新中国的一道分水岭，五七年之前和之后的人际关系，将从单纯逐渐过渡到复杂化。如果说反右斗争只是让中国人放弃讲真话的最低道德标准，那么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则将中国人坚持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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