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韦德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思忖片刻，然后表情比较严肃的侃侃而谈道：“在适当的世界军贸体系中，如果透明化的军火贸易能够不断调节对抗各方军事力量的均衡，则军火贸易的适度发展能够维持存在冲突或潜在冲突地区的和平态势，军火贸易的作用可被称为人间的天使。”

“而如果在国际军火贸易的市场博弈中，军事大国为了谋求一己利益率先采取不对称的规则，加上数量可观的黑市军火交易，则军火贸易带来的将是彼此敌意的扩展，军火输出国投放到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可能是一个个潜伏的撒旦。”

“国际军火贸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军火生产大国为了本国利益而纷纷采取灵活的促销方式以增加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中的份额，因此将国际军备控制的美好希望，寄托于某个国家或一些简单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国际单边及多边协议，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国际利益纷争中，军火贸易大多一直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仍然是框架各个大国言行的信条。”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军贸战略和军贸政策。这种‘明确’的含义并不是说为了本国利益而放弃国际责任和道义，相反，作为一个不断振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军火贸易行动中，更多地应体现出责任、理性和自信，而不是一味的羞涩、闪避和自卑。”

李韦德洋洋洒洒的说出一番话语来，连一丝停顿犹豫也没有，而且理由充分十足，还把整个军火贸易粉饰的是正大光明理所当然，让叶兰听的是实在汗颜不已。不过撇开粉饰的成分之外，她倒也同意并且很满意李韦德的看法。

或许正是因为对李韦德这种说法的满意，叶兰也随之说道：“自我们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来，向许多国家都输出过武器。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我们中国对外军贸的动机却不一样。中国对外军贸的动机，按历史顺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战略型的动因，即支持邻国的正义战争。例如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中，向其中一方的武器输出是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目的是为了消除或减少霸权主义对中国周边的威胁。”

“二是意识形态型的动因，在文革期间，我们中国的武器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所左右，武器输出对象主要为亚、非国家或革命组织，输出的目的是支援‘世界革命’。三是经济型的动因，即以经济考虑为主的军品贸易，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中国国防资源出现了大量闲置，军转民的
（本章节未完结，点击下一页翻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