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客船上长长的汽笛声把我从睡梦里惊醒，我气恼地扭动了一下身体，试图忽略这刺耳的噪音，但是事与愿违，或远或近，一阵又一阵汽笛声接连不断的响起来。

“嗷，”我恨恨地爬起来，胡乱披了件衣服打开舱门，想看看哪艘船在叫唤。“呼、呼”，数百个小雪球迎着我的面颊撞了过来，弹在脸上沙沙作响，我的脸一下子生疼生疼，一些雪球甚至粘在我的面颊上，迅速带走了上面仅有的一点热量。我的脸马上被冻木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冰峰彻骨的寒风也来凑热闹，一下子钻到我几乎**的身体里，把我全身的骨头吹得发痛。

“啊”，我一声惨叫，几乎不假思索地立刻关门，同时向我的床铺直扑过去。伴随着舱门“砰”得一声，我已经在毯子下簌簌发抖了。

太夸张了，昨天还是秋高气爽，今天象到了西伯利亚，这个芬兰怎么这样冷啊，我真是犯贱，干吗自告奋勇来这里！

透过舷窗我向外看去，外面结了厚厚一层冰，冰层外面，白茫茫的一片雪花正在飘舞。历史上，1939年的芬兰是几十年难遇的酷寒，连芬兰人都难以承受，今天我是切身感受到了。零下40－50度的天气，不是普通人能够适应的。

一、二、三，我连数三下，鼓足勇气，一口气从毯子里钻出来，快速穿起克里斯蒂娜给我买的澳州羊绒毛衣，套了一件又一件，直到我把自己能穿的衣服全部穿上。

“哗”，门被推开了，一个服务生带着风雪走了近来，“先生，斯德哥尔摩到了，一小时后所有乘客可以上岸。”

“好的”

我来到餐厅，尽管穿的象只企鹅，浑身还是不由自主地簌簌发抖。餐厅里用早餐的客人并不多，我意外发现法国外籍兵团的芬兰人在对灌，这些芬兰人恰好一个连队，今年他们和法军的雇佣合同到期，正在巴黎找合适的工作，小李兵在巴黎招募会芬兰语的芬兰人，于是把他们一窝端了。这些雇佣兵的军龄都在5年以上，训练有素，得到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范，来点白兰地？”雇佣兵的头领马克示意我去来点。

*，早上就喝酒，太牛逼了吧！我酒量不行，对马克挥挥手，匆忙消灭了手中的牛奶，去安排货物装船事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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