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榨季”期间，常健被安排带一个犯人装车组。场部免去荣海六大队政治教导员的职务后、同样将其调到糖厂来，他起初也被“照顾性”安排到直属中队带另一个犯人装车组。两个“老教导员”很受人关注。
常健参加工作不久，就在场部禁闭室做看守员，与“反改造分子”打过交道；在“管教科”工作期间，劳教、犯人经常一帮十几个、一帮二十几个的押来、押去；到九大队当教导员后，除了经常要直接对几百个犯人训话，也有顶岗带几十个犯人干活的情况；他与改造对象接触够多了，装车组那十多个算什么？
在一个时期，劳改队的犯人组长要给带班干部备烟、备茶，已经成为“潜规则”了，不然就当不上、或者当不长。常健知道：那些“改造积极分子”也真不容易，他们又没有生财之道，只能伸手跟家里要，或是向其他犯人搜刮，类似于权钱交易，跟腐败分子买官卖官差不多。荣海及很多人习以为常。常健不抽烟、不喝茶，对“潜规则”也很反感，管不了别人，却能控制自己。
常健接管“第二装车组”时，明确地告诉犯人组长不用备烟、备茶，因为他没有烟瘾、茶瘾；作为组长主要是抓好全组的生产质量和进度，有空就协助干部搞好防逃工作，不必花费其他心思。这样，这个组长比原来、比其他组长的“负担”就轻得多，对常健也很信服，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开始，常健和荣海还有点隔亥，据说荣海是因为“又犯错误”被撤职；他们分别所带的两个装车组主要是为仓库服务、与糖包打交道，例如装车、卸车、移库等等。荣海有时摆一点老资格，常健则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所以两个人经常互相较量，用犯人做“比赛”的器具，各自分别指挥两个组的犯人开展劳动竞赛；由于常健比较用心且讲究方法，基本上是他所带的装车组赢多。
有一天，荣海主动与常健拉近乎，他说：“钱政原来牛得很，出入都是专车，而且不象别的领导喜欢坐副驾驶位、让其他人坐后排；他一人就霸占一辆车，不让司机载其他人。由于他猫在车后排，别人招手不停车、只能迁怒于司机。现在我经常看见他在路边拦各队犯人开的手扶拖拉机坐，反差真大！”
“他不是挂个企业管理科的副科长吗？不至于那么寒酸吧！”
“副科长算什么？场部不给他房、不是还得住糖厂嘛！他又不会骑自行车，十来公里的路程，如果来回走路上、下班才更寒酸。”
“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这可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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