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早就看出来了，虽然能拽上两三句文，但是对于文人圈的事，张无忌那就是个“棒槌”，他转脸对李善长说道：“李兄勿怪，主公应该只是不懂，才将说书卖唱之流也当作了文人。”
胡惟庸拱手对张无忌说道：“主公，小生的猜测可对？”
张无忌问道：“说书的怎么了？怎么和卖唱的又扯到一起去了？”
胡惟庸便将“说书”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娓娓道来。
唐代佛教兴盛，为求经书通俗，产生了“俗讲”，将佛经改为“俗文”，依韵编排，以期家喻户晓，化导大众。在此之前，正统的讲经只在讲前唱歌，讲后散席唱歌，中间不唱歌；到了“俗讲”演唱增多，于是“道”场变成了“歌”场，随后和尚讲唱与伶人演艺的差别越来越小。
唐代僧众的说唱，后来又演变为民间说唱艺术，内容也由讲经演变为讲史，专讲故事，不背经，于是讲话艺术逐渐走向娱乐一路。
最初，说唱艺术只服务于宫廷和官宦家庭，当时的听书者以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为多，这个时候的听书尚属“高雅休闲”，还没有完全走向市井。
宋代以后，随着商业繁荣，为说书人提供的“书场”——勾栏和瓦肆出现了，说书逐渐成为谋生职业。由于印刷业的逐渐发达，出现了大量的说书人的手稿印刷品——话本，并影响了文人的小说创作。
说书商业化后，说书人地位也下降，其职业逐渐为世人鄙视，几于优伶相等。就连小说传奇，也被摈弃于文学之林，而敷衍小说之评话，除供茶余酒后消遣外，更为士大夫所不齿。
胡惟庸当然没有说得如此客观中立，而是带着种种咬牙切齿地鄙视。
读书人鄙视说书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商业化”。早期先秦时期的儒家是不太贬低商人的，基本上一视同仁，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个商人，但是后来宋朝以朱熹为主创立的“理学”就开始贬低、鄙视商人、商业。如果把原因归于朱熹，进而对朱熹进行个人批判是非常不妥的。
有人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曾诱奸尼姑及儿媳的，是个个人品行十分败坏的坏蛋，这纯属于人身攻击。诱奸尼姑及儿媳其实只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大罪状之一，其他还有“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这其实是一起政治事件，即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
宋宁宗时，外戚韩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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