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华大使夫妇的到来，暂时填平了我身上张开着的每一个孤独的毛孔。我原本以为，人来疯只有小孩才有。母亲说我小时候就有点人来疯。有客人来，我会变得很兴奋。照这样说，儿子小松小时候也一样，这大概是遗传。我一直认为人长大后，人来疯会不治而愈。现在终于明白，这不是治愈不治愈的问题，人从根本上都怕孤单，都喜欢热闹，小时候如此，长大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居华大使夫妇的到来也让我感觉有了依靠，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也悄然消失。平日里，使馆只有我一个人，我工作使馆工作，我休息使馆休息，我走到哪儿，使馆就走到哪儿。理论上，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我可以找大使，找国内请示。但只是理论上的。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依靠自己。生活上的事还好说，工作上的事，就显得身单力薄。外交这个东西，再小的事，都涉及国家利益，处理起来就得格外小心，就像艺术家对待自己的艺术作品。所以就有外交是门艺术一说。既然同艺术沾了边，就不能随意，就得拿出艺术家的范儿，需要慎之又慎，一笔一划都得有讲究，不得马虎。我手上的这幅作品就是我们同吉多的关系。居华一来，这个作品就交还给他，由他来主笔，我可以只当他的下手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跑前跑后为居华大使夫妇张罗，安排一场接着一场的活动。我陪他们见总统达鲁、副总统穆尼，差不多见了所有的部长。我给他们当司机，当秘书，忙得三头六臂似的，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当礼宾官小跑腿的感觉。我发现，这种忙竟然是最省心的，只需要坐在那儿听，不用琢磨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些都是居华大使的事，我要做的，就是把会见安排好，把礼品准备好，把会见的纪要写好。

就像我事先预料的，居华大使同达鲁总统的会见亲切友好。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相谈甚欢。达鲁主动提到第三方来人的事。从红鱼岛回来后，我找过塞克莱，同他谈了第三方来人的事。看来塞克莱向达鲁作了汇报。达鲁着重重申吉多一贯支持我们的国家统一。这让我十分感激。达鲁还提到海洋观察站的事，说他已经指示狄维普部长给予全力支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达鲁还不忘在居华大使面前提到我，夸我能干，是个好外交官，还说我做得一手好菜。我给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看来，那次宴请给达鲁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会见实在令人愉快。会见结束时，我客串摄影师，给达鲁总统和居华大使夫妇拍了合影。

“等印出来，别忘了也给我一张，”达鲁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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