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斯贵为一国之都，说实在话，却很难同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首都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外交职业生涯中，我当过几年外交信使，到过不少国家，见识过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的首都，象贝卡斯这样的首都，却是第一次见。到基比时，基比首都在我看来最多只能算是我们家乡的一座小县城，而且还是山里的小县城。贝卡斯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小山镇，不，是小渔镇，有一个小集市，几家破旧的小商店，只能买到最basic的商品，很多商品想买都买不到。

还好，邮局贝卡斯还是有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们外交官的家信都是由外交信使来回传递。那个时代，外交信使应该是驻外使馆最受欢迎的客人。我当过信使，也曾在使馆负责接送信使。信使每个月来一次。信使来的那天便是使馆所有人的节日。无论信使什么时候到，到得有多晚，使馆上至大使，下至司机，每个人都会耐心而焦急地等待。只要信使一到，大家都会全体出来迎接，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真的，英雄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能满足你的某一点需求。信使满足的就是我们同亲人们沟通的需求。使馆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收到来信，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信收得最多的人最得意，往往会被别人羡慕。我最多一次收到过18封信，有从家里来的，有同学来的，有原来单位的同事写来的，当然少不了还有吕淑琴的信。但那样风光的时候不多。一般情况下，我收到的只有吕淑琴和家里的来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信使不再递送私人邮件，确实也不应该再递送私人邮件，原来的做法改变了，变成通过邮局直接寄送。外交官们也就从原来望眼欲穿地盼信使，变成隔三岔五勤着跑邮局。

到了贝卡斯，我自然先去邮局，给吕淑琴寄了一封信。信早几天就已写好，只是因为忙着准备招待会，一直没来得及寄。我在信里告诉吕淑琴，我已经到了吉多，一切都已经安顿好，请家里放心。我还在信里写了我在吉多的详细地址。前一封写给吕淑琴的信，还是从基比寄出去的。我告诉她我要到吉多常驻，让她等我的信，信里会有新地址。我怕吕淑琴担心，没有在信里告诉她我是一个人到吉多来的，使馆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愿让她担心。多年来，给吕淑琴写信，给家里写信，我早已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报喜不报忧。确实，吕淑琴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已经不易，我不能再把自己的压力转给她。其实吕淑琴给我来信，我知道基本上也采用相同的方式，报喜不报忧，只有实在扛不住了，才会抱怨一两句，但那样的时候少之又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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