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和李彭转身回到府中，立即去拜见李憕。李憕正在看这几日尚书省传来的几份公文，见二人进来，笑道：“现在来找我，一定是有事吧。”

李复行礼罢，道：“使君说的没错，后生此来，是向使君告辞的。”

李憕一愣，放下手中的公文，问道：“此是为何？”

李复道：“后生自来到使君府中，已有二十余日，幸得使君照顾，后生感激不尽。但总不能一直寄居使君府中，虚度光阴。今日偶遇鲁县元结元次山，相约共赴大业，所以前来向使君告辞。”

李憕道：“元结此人，我倒是听说过，他师从名士元德秀，也算一位君子。但不知李郎欲与之共创何等大业呢？”

李复便将准备改良诸事，举工经商等讲了，但未提兵乱之事。李憕听了许久，道：“李郎说的这些，我觉得确实可行，也定能由此发达。但以李郎一身才学，仅仅做一商贾实在太过可惜了。”

李复听了，知道李憕心中“士农工商”的等级之分还是有的，之所以认为商贾者不如学术之士，完全是因为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思想。“重农抑商”，首倡于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其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真正从政治上提出抑商，并在理论上作了发挥的则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在《五蠹》篇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之后，汉高祖刘邦即位伊始，即下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隋和唐初，都曾重提汉初贱商之令，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如太宗初定官品时曾说：“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高宗时还仿刘邦之法，对工商业者的车骑、服饰等作了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不准著黄等等。

但实际上，有唐一代，对商业和商人的限制并不严厉。唐初的贱商令，从根本上讲是徒有其名，并无其实。它不仅对富商大贾不起丝毫作用，反而因为朝廷实行减轻商税政策，使那些名不列市籍，身不在市肆的富商大贾们，不但不受贱商令的限制，而且利用有利的经济形势，大展宏图。因此，唐建立不久，商业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资本迅速膨胀，以致出现了许多像邹凤炽那样“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的富商大贾。也有了天宝二年韦坚在广运潭展示数百船各郡有特色的商品，其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可见商品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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