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这些事情也走上了正规，李复开始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现代科学知识等教给民众，让他们来改造大唐的事情。当然这样做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撰写成稿，让印坊印成书籍，然后发行天下，但若以自己一人之力，恐怕很难编出完善和适合此时语言的版本，这需要今后联合一些才学上佳的人来做。而且此时一开始就这么做，似乎有些突兀。

想来思去，李复最后决定，先从古人的书中选出一些来，先印制这些，也可以加上一些评论，使世人逐渐接触和熟悉之后，自己也有了名声，再全面印制新学新书，那时人们才会更容易接受。

但是选古人的哪些书，又成了一个问题。李复举目四顾，见屋内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些书，便走近翻阅。忽然看到其中有几本《史通》，知道这是唐代伟大的史学家刘知几所著，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与刘知几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盛赞《史通》，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座）右也！”

李复眼前一亮，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吗？要使世人接受新学知识，必然要先使他们进行思想的转变。而最好的办法是先利用古人之口，对古代圣人之言提出怀疑，继而有所批评，再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虽然大唐的思想开放程度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毕竟要一下子转变，恐怕绝非易事。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被统治阶级所采用，成为统治国人思想和文化的工具。隋唐以来，儒家思想还在不断加强其地位。大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监，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三年，停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次年太宗又诏全国州县官学建置孔庙；贞观十四年，诏诸儒撰《五经正义疏》，令天下传习。玄宗在开元八年，塑孔门四科高弟十人坐像于孔庙，配享先圣，曰十哲。此时儒家思想已经被尊到了较高的位置，时时处处影响着每个人。

自太宗整理儒家典籍，编订了天下无异义的官方教科书――《五经正义》，而后经义无异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束缚了儒学的灵性，扼杀了儒学进步发展的生机，使儒学重蹈汉代经学的老路，久而久之沦为一种僵化烦琐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终究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与反抗，所以初唐以来，伴随着儒学形式主义的繁荣，文人学士除了将儒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参加唐王朝组织的科举考试外，儒学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和真诚信仰。他们的真实兴趣之所在，或趋于诗文，以猎取功名，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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