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里的茶叶断口整齐，像是被指甲掐断的。丁义珍盯着那半片沉底的叶子，手机还在手里攥着，周叔那边的设备流转记录还没回。
他把杯子放下，没再喝。
五分钟后，财政局老刘的电话打了进来：“丁书记，上季度财政盈余两亿一千四百万，刨去应急储备和产业园投入，可用资金八千七百万。”
“教育口多少？”他问。
“三百二十一万，去年拨的，今年还没动。”
“翻十倍。”他说，“明天常委会上议。”
老刘在那头愣了两秒：“这……产业招商正吃紧，教育这块……是不是缓一缓？”
“不缓。”丁义珍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抽出教育局报上来的年度人事表，“去年全县流失教师一百零七人，最远的去了云贵支教。代课老师占四成，有的村小一个老师带四个年级。你告诉我，我们造再多VCD，将来谁来写程序？谁来画电路板？”
老刘没吭声。
“我不是要办重点校，是要让教书的人活得体面。”丁义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个高中老师，干十年不如县城饭店领班挣得多，谁还愿意站讲台？”
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可一下子提待遇，财政扛不住啊。光是工资补差，三年就得两千万。”
“钱我来想办法。”他说，“你只管算账，别管来源。”
挂了电话，他翻开笔记本，在“财政分配”一页写下三行字：
县财政出三分之一，
产业园税收返三分之一，
县属国企利润上缴三分之一。
写完，他圈了圈“国企”两个字。
十点整，县委常委会。
投影幕布上放着一段视频：山沟里的小学，屋顶漏雨，风从墙缝灌进来，老师用塑料布裹住黑板，粉笔字还没写完就被吹花了。孩子们坐在泥地上，脚边是积水，抄课本的纸是废纸背面。
没人说话。
丁义珍站在侧边，两手插在裤兜里：“这段是暗访拍的，上周的事。那位老师，本科学历，教龄八年，月薪两千八，没房，没职称，评了三次一级，卡在‘没有论文’上。”
他顿了顿：“我们昨天刚和南方两家包装厂签了协议，光税收分成，三年能收一亿两千万。可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这三百个老师稳住，十年后，谁来教那些厂里的技术员孩子？”
组织部长清了清嗓子：“丁书记，教育投入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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