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 年）春三月的洛阳城中，王世充统治下的阵营形势愈发严峻，人心浮动不安。他手下的将领以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们，或出于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考量，或不堪忍受当下的种种困境，纷纷萌生出投降唐朝朝廷的想法。一时间，前往唐朝阵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使得王世充集团内部人心惶惶，局势愈发难以掌控。

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等正史记载，武德三年（620年）春王世充集团出现的降唐潮，实源于其暴政引发的统治危机。"世充法令严急，遣腹心将帅镇守州县，征发督趣，使者项背相望，吏民愁怨。"

此时降唐的主要是河南道地方官员，其中原为李密旧部的汴州刺史王要汉，于武德三年二月以汴州（今开封）降唐，此举切断了洛阳与江淮的漕运通道。司马光评："要汉据汴州，世充东南之道绝矣。"

阳城令王雄则率部献出嵩山南麓要塞阳城（今登封告成镇），使唐军得以控制轩辕关，建立进攻洛阳的桥头堡。亳州总管郭庆携豫东重镇亳州（今安徽亳州）归附，导致王世充失去淮北屏障，此事引发连锁反应，《旧唐书》称"亳、豫、陈、颍相继归附"。

襄邑县令王孝辩在尉氏县（今属开封）发动兵变，斩杀王世充任命的汴州刺史魏隐，与唐将黄君汉会师，此举震动河南道，《资治通鉴》载"河南州县应之者相继"。

从更深层次分析，首先是因为王世充核心势力集团施行"以宫城为狱"的恐怖统治，《旧唐书》称其"猜忌日甚，宿将多被夷戮"；再者，对比唐朝朝廷实施的怀柔政策，《册府元龟》记载唐廷颁布诏令"王世充所属官吏来降者，皆复其官爵"；其次，是王世充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崩溃导致民不聊生，万众离心，《通鉴》载洛阳城内"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死者相枕于道"。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最终酿成"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统治崩塌。

为震慑叛逃者，王世充未能反思改良自身统治策略，反而制定了更为严酷的法令，颁布的“连坐法”堪称隋唐之际最严酷的律令。若家族中有一人逃亡，全家无论老少一律处死；如果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互相告发则可以免罪。又规定邻里五家结为一保，若有一家全族逃亡，四邻若未察觉或未及时向官府报告，便四邻全部处死。

这种极端连坐制度导致洛阳城内出现骇人景象。史载司隶大夫独孤机之子独孤修德因私放逃民被举报，全家三十七口遭腰斩于天津桥；御史大夫郑颋的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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