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当王世充展开秦王李世民那封恩威并施的劝降书时，洛阳城已被唐军团团围困数月，粮草将尽，人心浮动。他盯着字里行间许诺的“富贵”与隐含的屠城威胁，内心绝非无动于衷，但最终选择沉默不答，其盘算可谓复杂而矛盾。

一方面，他内心清楚当前形势危如累卵，虎牢关刚刚失守，大将沈悦叛变投唐，荆王王行本被俘，唐军兵锋直逼洛阳，城内每日都在饥饿与绝望中煎熬，李世民开出的条件几乎是唯一的生路；但另一方面，骨子里的自负与对权力的极度贪恋死死攫住了他。他王世充从隋末乱世中一路血战，踩着无数对手的尸体才坐上这郑国皇帝的宝座，岂能甘心向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秦王小儿”俯首称臣？

秦王那劝降书中看似尊重的措辞，在他眼中不过是胜利者的施舍，一旦投降，他半生拼杀得来的权柄、尊严乃至性命，都将悬于李世民一念之间。更何况，他心中还残存着一丝翻盘的希望，河北的窦建德已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救援，若能撑到夏军抵达，与李世民形成夹击之势，局面未必不能逆转。

王世充这种赌徒般的侥幸心理，混合着对失去帝位的恐惧以及对李世民年轻资历的轻视，让他宁可咬牙死守这座孤城，也不愿在屈辱中接受看似宽厚的条件。他选择沉默，既是拒绝认输的最后倔强，也是在拖延时间，期盼着窦建德这根救命稻草。这份沉默背后，是一个枭雄在绝境中对权力幻影的固执挽留，以及对命运孤注一掷的疯狂赌博。

之后，王世充在朝堂上召集心腹重臣商议对策，这场关乎郑国存亡的御前辩论充满了压抑的挣扎与尖锐的分歧。王世充本人并未立即表态，而是将降书内容交由群臣传阅，自己则高踞御座，目光阴沉地扫视着殿中每一个人的反应，他需要借此看清谁是死忠，谁已动摇。

起初殿内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固，最终是兵部尚书段达打破了沉默，他声音发颤地说道：“陛下明鉴，洛阳粮草已尽，城外唐军营垒如铁桶般密不透风，周边郡县都已举旗降唐，我们已是孤军奋战，不会再有援兵，若继续顽抗，恐遭屠城之祸，不如趁秦王尚愿招抚时保全宗族性命。”

这番话立刻点燃了主战派的怒火。单雄信怒声而出，厉声斥责段达动摇军心，他指着宫城外的方向吼道：“我等追随陛下血战多年，岂能向李唐小儿屈膝！城中尚有数万甲士，夏王（窦建德）十万援军已渡河北来，只要死守待援，内外夹击，必能破敌！”

单雄信的激昂发言立即引得王琬、长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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