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当王世充展开秦王李世民那封恩威并施的劝降书时,洛阳城已被唐军团团围困数月,粮草将尽,人心浮动。他盯着字里行间许诺的“富贵”与隐含的屠城威胁,内心绝非无动于衷,但最终选择沉默不答,其盘算可谓复杂而矛盾。
一方面,他内心清楚当前形势危如累卵,虎牢关刚刚失守,大将沈悦叛变投唐,荆王王行本被俘,唐军兵锋直逼洛阳,城内每日都在饥饿与绝望中煎熬,李世民开出的条件几乎是唯一的生路;但另一方面,骨子里的自负与对权力的极度贪恋死死攫住了他。他王世充从隋末乱世中一路血战,踩着无数对手的尸体才坐上这郑国皇帝的宝座,岂能甘心向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秦王小儿”俯首称臣?
秦王那劝降书中看似尊重的措辞,在他眼中不过是胜利者的施舍,一旦投降,他半生拼杀得来的权柄、尊严乃至性命,都将悬于李世民一念之间。更何况,他心中还残存着一丝翻盘的希望,河北的窦建德已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救援,若能撑到夏军抵达,与李世民形成夹击之势,局面未必不能逆转。
王世充这种赌徒般的侥幸心理,混合着对失去帝位的恐惧以及对李世民年轻资历的轻视,让他宁可咬牙死守这座孤城,也不愿在屈辱中接受看似宽厚的条件。他选择沉默,既是拒绝认输的最后倔强,也是在拖延时间,期盼着窦建德这根救命稻草。这份沉默背后,是一个枭雄在绝境中对权力幻影的固执挽留,以及对命运孤注一掷的疯狂赌博。
之后,王世充在朝堂上召集心腹重臣商议对策,这场关乎郑国存亡的御前辩论充满了压抑的挣扎与尖锐的分歧。王世充本人并未立即表态,而是将降书内容交由群臣传阅,自己则高踞御座,目光阴沉地扫视着殿中每一个人的反应,他需要借此看清谁是死忠,谁已动摇。
起初殿内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固,最终是兵部尚书段达打破了沉默,他声音发颤地说道:“陛下明鉴,洛阳粮草已尽,城外唐军营垒如铁桶般密不透风,周边郡县都已举旗降唐,我们已是孤军奋战,不会再有援兵,若继续顽抗,恐遭屠城之祸,不如趁秦王尚愿招抚时保全宗族性命。”
这番话立刻点燃了主战派的怒火。单雄信怒声而出,厉声斥责段达动摇军心,他指着宫城外的方向吼道:“我等追随陛下血战多年,岂能向李唐小儿屈膝!城中尚有数万甲士,夏王(窦建德)十万援军已渡河北来,只要死守待援,内外夹击,必能破敌!”
单雄信的激昂发言立即引得王琬、长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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