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七分，云港市东区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发出低频嗡鸣。
许昭宁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曲线，指尖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像是要追上某种正在逃逸的时间。
“来了。”他低声说。
第37次数据迭代终于完成。
面板中央，一条猩红的反向相关线横贯全局——每当社交媒体上“虚假悲痛内容”播放量突破五百万，离岸账户便会通过三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慈善信托机构，向境外转移不低于八千万的资金流。
而这些所谓的“公益募捐项目”，无一例外都打着“留守儿童心理援助”“单亲母亲再就业计划”的旗号。
这令人作呕的讽刺。
他的目光落在报告标题上：《悲痛指数与资本异化路径的非对称耦合分析》。
这不是学术论文，是一枚子弹。
他知道，只要这颗子弹射出去，整个灰色产业链都将震颤。
但他更知道，有人已经在等它落地。
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办公室外，颜微抱着文件夹站在晨雾里。
她穿了一身素色西装，没有妆容，唯有眼底透着不容退让的光。
听证会还没开始，她的手机已经震动了十七次。
有媒体询问采访意向，也有匿名号码发来威胁短信：“别碰情绪经济，你不懂谁在背后输血。”
她冷笑一声，将手机倒扣进包中。
昨晚她看了《悲痛实验室》首期视频整整五遍。
不是为了研究技术逻辑，而是为了那段童声哼唱——那首被人工智能还原出的《守灯人之歌》，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记忆深处某个尘封的抽屉。
七岁那年，她在开发区临时安置点读小学。
教室漏风，冬天靠炭炉取暖。
有个戴眼镜的男人常来教孩子们唱歌，说音乐是“听得见的光”。
后来那人突然消失了，只留下一本写满数字编号的手册，被保洁阿姨当作废纸烧了半本。
今天她带来的，不只是许昭宁的报告，还有那份残缺手册的复印件。
“当悲伤成为商品，治愈就成了罪罪。”她在讲稿上划下这句话，笔锋锐利如刀。
如果法律不能保护那些真正哭泣的人，那它就该被重写。
与此同时，明玥观察哨地下三层，声纹解析室的灯光彻夜未熄。
苏明玥坐在主控台前，看着全息投影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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