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7年的春天，汴梁城的柳丝刚染上嫩黄，礼部贡院的围墙上却已爬满了窥探的目光。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欧阳修，一个留着八字胡、笑起来眼睛会眯成月牙的中年人。但此刻，他手里捏着一份答卷，眉头却拧成了疙瘩——不是因为文章不好，而是好得太离谱。
文章开篇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寥寥数语，如老吏断案般清晰，又似山间清泉般流畅，全然没有时下流行的骈（pián）四俪六、堆砌典故的酸腐气。欧阳修拍案而起，对同考官梅尧臣说：“此等文字，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他以为这必是自己门生曾巩的手笔，为避嫌，硬是把这份答卷判了个第二名。
后来揭榜，众人方才惊觉，那篇震碎考官眼镜的文章，出自一个名叫苏轼的四川青年之手。而这场科举，不仅让苏轼、苏辙兄弟名动天下，更悄悄改写了宋代文学的走向——因为它标志着“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也让“唐宋八大家”的星光，开始照亮历史的天空。
要讲唐宋八大家，得先说说他们共同的“敌人”——骈文。这玩意儿可不是省油的灯，从南北朝时期就霸占文坛C位，讲究对仗工整、辞藻华丽，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得拆成两句，再塞进一堆典故。比如写春天，得说“春阳布泽，万物昭苏”，写下雨，得说“玄云垂幕，甘泽流滋”，看着挺美，读着费劲，实用性基本为零。
到了唐代中期，有两个文人率先看不下去了。一个是韩愈，人称“韩昌黎”，长得五大三粗，脾气也火爆，没事就喜欢跟人抬杠。他觉得文章就该像说话一样直白，能讲道理、办实事，干嘛非要穿金戴银装大款？另一个是柳宗元，字子厚，人称“柳河东”，虽然性格比韩愈温和，但笔头一样厉害。两人一拍即合，发起了“古文运动”，口号是“文以载道”，意思是文章得承载道理，不能光搞形式主义。
韩愈这人特能折腾，不仅写文章批判骈文，还身体力行写“古文”。他的《师说》里那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到现在都是老师们的口头禅。他还写过一篇《送穷文》，把“穷鬼”骂得狗血淋头，实则自嘲怀才不遇，语言幽默得像说单口相声。柳宗元则擅长写寓言和山水游记，《捕蛇者说》里“苛政猛于虎”的呐喊，《小石潭记》里“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意境，至今读来仍让人拍案叫绝。
可惜，唐代的古文运动就像一阵风，吹过之后，骈文又卷土重来。直到北宋初年，文坛还是被一种叫“西昆体”的骈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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