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王至诚从东北大学下班，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前，伏案准备书写《兰亭序》。这是他每日的仪式，字里行间，也许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宁静。
当他用手抚平宣纸时，却感觉到下面硬硬的东西。好奇之下，他掀起宣纸，发现了几份材料：国字号“三大”会议的会议材料、两个函电和一封来自父亲的家信。王至诚心中一紧，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一场思想的风暴。
他首先翻阅了国字号“三大”的会议材料，迅速掌握了其精神实质。1929年对于国字号而言，是极为不平常的一年。国字号“三大”于3月15日至27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代表们的构成让人意外，是百余名之前未曾到会的代表。会议气氛紧张，尤其是在汪系、桂系的代表缺席的背景下，冯玉祥、于右任、林森等军政要人的态度也让人捉摸不透。
此时，王至诚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感受到，会议决议中强调的理论和政纲的最高解释权归中央所有，所有的意见必须经过中央的审批，甚至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与言论自由。
王至诚清楚地意识到：文化界和新闻界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围剿。这不禁让他想起自己在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中的努力，心中愈发沉重。
王至诚踱步于屋内，思考着这些变化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就在他沉浸在思绪中时，目光落在了那封家信上。父亲从北京故宫寄来的信纸上，字迹工整，似乎能透出父亲的关怀和期待。
“至诚，见字如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至诚艺术追求的鼓励。信中还提到，父亲对于他查阅书画材料的支持，尽管考虑到故宫近期的管理严格，最终决定让他稍待时日，再做打算。
王至诚心中一暖，但随即又被外界的风波所困扰。就在这时，另一份函电引起了他的注意，吴稚晖提及山东大学与私立青岛大学的合并，鼓励他去青岛施展才华。蔡元培的函电则提到即将在东大举办的书画展，邀请他与汉卿协商相关事宜。
王至诚的内心掀起了波澜。他一直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所突破，但此时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局势却让他的选择愈发艰难。
他以为休息一会儿便好，然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中犹豫不决，最终决定还是等靖尧回家再做打算。靖尧是他多年的好友，见多识广，或许能为他提供更清晰的方向。
与此同时，南京的局势也在悄然变化。张学良在国府的“革命外交”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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