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5年，武曌改元“垂拱”，大赦天下的诏令虽为新年镀上一层祥和，却难掩她心中的郁结——自永淳二年（683年）临朝称制以来，朝堂内外对“女主临朝”的非议如暗流涌动，宰相裴炎、国公徐敬业等人的反对尤令她警惕。
这日，她召集群臣，言辞间尽是威权与恩威并施的震慑：“朕辅先帝二十余载，操持社稷、赐尔等富贵，天下安宁皆出朕心。先帝托孤于朕，不敢有怠，然裴炎、徐敬业竟敢抗逆——尔等有谁位极人臣如彼？有谁若敢效仿，尽可当庭直言！”
殿中群臣在惊雷般的质问下纷纷叩首，山呼“唯太后之命是从”。这一刻，皇权的天平彻底向这位女性统治者倾斜，一个打破传统的时代，在威慑与臣服的交织中悄然启幕。
垂拱二年正月，武曌忽然宣布“还政于李旦”，看似归权的姿态，实则是对皇嗣与朝臣的双重试探。被软禁多年的李旦，目睹兄长李弘、李贤的悲剧，深谙母亲的权谋——这“让贤”不过是帝王心术的幌子。他连递三道辞表，言辞卑微：“儿臣才疏德薄，于朝政素无兴趣，唯愿母亲以天下苍生为念，继续临朝听政。”
武曌看着儿子的“恭顺”，面上欣慰，心底却清楚：这退避之举虽合她意，却难堵天下悠悠之口。那些藏在暗处的非议、潜在的政敌，如未除之荆棘，令她寝食难安。如何洞悉人心、预判阴谋？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在她的思虑中渐渐成型。
同年三月，由匠人鱼保家设计的“铜匦”横空出世。这方四棱铜箱分设四格：东“延恩”纳求官表、南“招谏”收政论书、西“申冤”接诉状、北“通玄”容告密信。看似兼收并蓄的设计，却因武曌对“告密”的默许，让“通玄格”成为帝国最炙手可热的存在——毕竟，比起求官申冤，借告密平步青云的诱惑，更让无数人红了眼。
讽刺的是，第一个栽进铜匦陷阱的，正是设计者鱼保家。他曾暗中为徐敬业叛军传授兵器制造之术，虽侥幸躲过初查，却在铜匦制度推行后，被仇家一纸告密信揭露老底。
当他被押赴刑场时，那抹直至腰斩仍未消散的凄凉笑容，成了铜匦制度“反噬”的血色注脚——他妄图借制度攀附权贵，却忘了自己早已是他人眼中的“猎物”。
武曌趁热打铁，下诏各地：凡告密者，州县不得阻拦，须备车马、按五品官礼遇护送进京，即便所言无实亦不予治罪；敢阻挠者，以所告之罪论处。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农夫走卒皆怀揣“一步登天”的幻梦，踏上进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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