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就病了。
病得很重。
协和医院的德国大夫来瞧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旧伤复发加上水土不服又染了风寒，需要静养。
于是顾言先生便名正言顺地告了长假。
既不去1855部队那个人人自危的魔窟，也不去汪时官邸那个同样是人精荟萃的名利场。
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他那个位于西郊的独立小院里，闭门谢客，谁也不见。
他真的是病了吗？
算是，也不是。
后背那道被三棱军刺捅出来的伤口，确实因为天津之行的劳累奔波又有些发炎、作痛。
但更重要的，是心病。
他需要时间。
需要一个能让他从天津那盘被他亲手搅浑了的棋局里暂时抽身而出、冷眼旁观的时间。
《孙子兵法》有云：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他现在就是在“为不可胜”。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躺在病榻上的无害的废人。
然后静静地等着那些同样是各怀鬼胎的“可胜之敌”自己先乱起来。
果然。
北平城很快就乱了。
乱的不是街面。
而是东交民巷里那些看不见的人心。
汪时急了。
他本以为陈墨这次天津之行，能给他带回来一个足以将齐燮元一击致命的把柄。
却没想到带回来的是一个听起来更诱人也更烫手的“新蛋糕”。
和一个病恹恹的、油盐不进的“活祖宗”。
他派人去请了三次。
第一次，管家回报说顾先生高烧不退，见了风怕是会转成肺炎。
第二次，下人回报说顾先生正在让一个从德国请来的大夫，用最新的“电疗法”治疗背上的旧伤，不便见客。
第三次，陈墨干脆连门都没让进。
汪时终于品出味儿来了。
这个他一直以为可以随意拿捏的“外甥”，是在跟他拿乔。
是在待价而沽。
是在用这种最古老的官场的“拖”字诀，来抬高自己在这盘新的棋局里那独一无二的身价。
“后生可畏啊。”
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对着那副翁同龢的字，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如果不拿出点真正的诚意来，这颗他好不容易才捡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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