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寒雨裹挟着冰粒，抽打着法租界湿漉漉的街道，将圣诞橱窗里闪烁的彩灯和霓虹招牌折射成一片模糊而虚幻的光晕。冷风呼啸，却吹不散空气中那股越来越浓稠的、混杂着绝望与虚假欢庆的怪异气息。霞飞路上，匆匆驶过的黑色轿车比装饰着冬青与彩带的商店橱窗更引人注目。
法国总领事馆内，却异乎寻常地灯火通明。阿尔贝·杜邦总领事站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窗外被雨水扭曲的城市光影。他手中端着一杯白兰地，却久久未曾啜饮。今晚，按照多年传统，领事馆将举行年度圣诞招待会。请柬早已发出，受邀者包括租界内各国外交官、名流、商界巨子。然而，此刻筹备中的晚会，却像一场即将在悬崖边缘举行的华尔兹，每一步都踏在未知与危险之上。
十二月初，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日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消息早已不是秘密。在上海，嗅觉灵敏的人已然感到大地震来临前的次次微颤。日本海军舰艇在黄浦江上频繁调动；日军在公共租界周边地区举行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演习”；76号的黑色轿车更加肆无忌惮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对于滞留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尤其是英美籍人士而言，这个圣诞节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焦虑和末日狂欢般的放纵感。许多人暗中收拾细软，打听撤离渠道，但更多的人，只能徒劳地用酒精和派对麻痹神经，等待命运的判决。
杜邦穿上他最正式的晚礼服，雪白的衬衫前襟挺括，勋章一丝不苟地别在胸前。但他镜子中的面容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凝重，眼下的阴影比平日更深，嘴角习惯性抿紧，仿佛在用力压制着某种即将脱口而出的警告。他知道，自己今晚的角色不仅是主人，更是一个必须在刀尖上维持平衡的走钢丝者，一个在风暴眼中强作欢颜的指挥官。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握手、每一句祝酒词，都需要精确的计算和伪装。
傍晚六时起，宾客们开始陆续抵达。汽车灯光刺破雨幕，在领事馆铁艺大门前短暂停留。门厅内，暖意融融，空气中飘荡着香槟、香水、波兰火腿和烤栗子的混合气味。弦乐四重奏演奏着舒缓的圣诞颂歌。一切似乎都与往年的盛会无异。但杜邦在与每一位重要宾客握手寒暄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浮于表面的节日欢愉之下，涌动着的不安、试探与警惕。日本总领事馆派出的代表（级别比往年更高）脸上挂着过分标准的微笑；英美外交官的眼神中则带着难以完全隐藏的忧虑；几位中国银行家举止格外谨慎；而维希法国的支持者们，则努力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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