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像一条浑浊的绷带，缠绕在上海租界与华界之间。水汽混合着煤烟、腐烂垃圾和远处工厂排放的酸腐气味，在午后的闷热中凝滞不散。河北岸，闸北的棚户区低矮杂乱，晾晒的破旧衣物如同绝望的旗帜；河南岸，公共租界的高楼投下巨大的阴影，玻璃窗反射着支离破碎的天光。河上一座铁桥，仿佛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弗拉基米尔·索科洛夫就站在这座桥的中央，倚着冰冷的铁栏杆，感觉自己也被这无形的界限从中劈开。
他看起来像个典型的、运气不佳的白俄流亡者：四十多岁，头发过早地稀疏，肩膀因长年累月的酒精和失意而微微佝偻，身上那件旧西装虽然努力保持着整洁，但肘部和领口处的磨损却暴露了窘迫。他的脸庞曾经或许英俊过，如今却被生活的刻刀留下了过多的痕迹，眼袋深重，蓝色的眼眸里沉淀着一种复杂的混合物——疲惫、警觉，以及一丝难以完全磨灭的、属于旧军官的骄傲残影。他曾是沙皇军队里年轻的骑兵军官，革命的洪流将他冲刷到远东，最终搁浅在上海这片充满机遇与危险的滩涂上。为了生存，他当过保镖、酒吧打手，最终，凭借一定的教育背景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那份对故国复杂的情感，他被吸纳进苏联情报网络，成为一名外围情报员，代号“旅人”。
此刻，他指间夹着一支快要燃尽的“老刀”牌香烟，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视着浑浊的河水。他在等待一个信号，一个来自他名义上的上级、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上海的行动军官，“乌鸦”，的联络信号。但他心中涌动的，并非执行任务的专注，而是如同这苏州河水般浑浊不堪的犹豫与恐惧。他成了夹在铁锤与铁砧之间的人：一边是格别乌的严酷纪律和对他在俄国内亲人的潜在威胁；另一边，是几天前那个德国人——马克斯·伯恩手下那个笑容冰冷、指节粗大的家伙——递过来的橄榄枝，或者说，套索。
“索科洛夫先生，”那个德国打手当时在一家嘈杂的俄国餐馆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低声说，“我们老板很欣赏你的……处境。为莫斯科那些赤匪卖命，能给你什么呢？恐惧和微薄的卢布？而伯恩先生，他可以给你实实在在的东西。美元，或者稳定的法郎。甚至，也许能帮你弄到一张去美洲的船票。”对方的手指在木质桌面上轻轻敲击，节奏令人心悸。“当然，前提是，你偶尔也为我们……提供一些‘旅人’看到、听到的趣闻。”威胁不言而喻：不合作，他替莫斯科工作的事情就可能以某种方式曝光，届时无论是格别乌的清洗还是其他仇家的报复，都将是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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