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祖的呼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变得愈发清浅，几乎与仓库外细微的风声融为一体。黛为他更换额上降温的湿布时，动作不由自主地放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那缕游丝般的气息。她的目光落在他消瘦的脸庞上，那副标志性的、镜片厚如瓶底的玳瑁边眼镜已被取下，此刻的他，褪去了“活档案”的刻板外壳，显得异常脆弱，甚至…普通。这让她忽然想起，在“信鸽”这个代号背后，在海关档案员这层伪装之下，徐文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人，必有牵挂，亦有所恃。他的坚毅从何而来？他的弱点，又藏于何处？
她的指尖无意中触碰到他贴身衬衫领口内侧一个异常平整的补丁。补丁的针脚细密匀称，与这件洗得发白衬衫的其他粗糙缝补处截然不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珍视。黛记得，第一次在江海关档案室见到他时，他中山装的领口似乎也有一处类似的、几乎看不见的织补痕迹。当时只觉此人节俭到近乎苛刻，此刻却品出一丝异样。
这让她想起大约两年前，一次短暂而偶然的交集。那是在一次成功传递了关于日本商社秘密收购电解铜的情报后，组织内部一位负责心理疏导的老同志（如今已牺牲）曾对她提及：“…‘信鸽’同志意志如钢，但要注意，他的‘锚’太具体，有时反而易被牵引。他的软肋，不在自身安危，而在闸北亭子间的鸽哨声里，在浙东小镇的琅琅书声中…”
锚？鸽哨？浙东小镇？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此刻与领口的补丁、与敌人试图利用的“弱点”隐隐重合。
黛的思绪飘回了数年前的江海关。午休时分，几个华人职员聚在一起闲聊家常，抱怨物价。有人提到孩子学费昂贵，有人叹息老母医药无着。唯独徐文祖，永远沉默地坐在角落，就着白开水啃冷馒头，对周遭的抱怨充耳不闻。一次，一个新来的年轻文书好奇问他：“徐先生，您家里…好像从没听您提起过？也没什么负担吧？”
徐文祖抬起眼皮，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了对方一眼，目光浑浊，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份档案编号：“家里挺好。父母是教书先生，在老家。我一个人过，清静。”
那年轻文书碰了个软钉子，讪讪走开。旁边一位老文书低声对年轻人说：“别去打听了。老徐啊，心里苦。听说他原本定过亲的，好像是老家镇上的女学生，后来…好像是得了急病，没等过门就…唉，从那以后，他就这样了，跟谁都隔着层东西。他那点薪水，除了自己吃喝，大半都寄回老家了，你看他那身衣裳，穿了多少年了…”
这段对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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