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领事馆二楼办公室的百叶窗半阖着，将午后的阳光切割成细密的条纹，投在深色柚木地板上。阿尔贝·杜邦站在窗前，目光追随着院子里那株在秋风中颤抖的玫瑰，它的花瓣边缘已泛起焦褐，却仍固执地 clinging to life，如同这栋建筑里所剩无几的尊严。
他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早已失了温度。指尖传来的冰凉黏腻感，恰似他此刻的心境——一种被无形泥沼包裹、难以挣脱的滞重。山本弥太郎在网球场上那看似随意却字字千钧的“提醒”，以及那个中国球童冒险传递的警告，在他脑中交织回响，形成一道几乎无解的政治演算题。他需要的，不仅是策略，更是执行策略的人。而在这座被各方势力渗透的领事馆里，谁的忠诚可以倚仗？这本身就是一个赌局。
1941年的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是一个被割裂的微缩宇宙。表面上，它依旧运转着，处理签证、商贸、侨民事务，维持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官僚程式。但自1940年夏天法国战败，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与德国媾和以来，这座领事馆的每一份发出文件，都需盖上效忠“法兰西国”（état Fran?ais）而非“共和国”（République）的新印章。这一字之差，如同一道深深的裂隙，割开了馆内职员们的心。高级官员多由维希政府任命，倾向于“合作”政策以求自保；中低级职员则情况复杂，既有见风使舵、唯恐丢了饭碗的庸碌之辈，也有内心效忠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自由法国”、对现状感到屈辱却不得不沉默的爱国者，更有被日方或汪伪政权暗中收买、传递消息的眼线。在这里，每一句对话都可能被曲解上报，每一个眼神都可能被过度解读。信任，成了最奢侈的资产。
杜邦按下呼叫铃。片刻后，敲门声响起。进来的是法租界巡捕房总监，马修·勒克莱尔（Mathieu Leclerc）。他约莫四十岁，身材高大挺拔，穿着熨帖的巡捕房制服，肩章上的徽标闪着冷光。他的脸庞线条硬朗，下巴方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习惯于锐利地审视，那是长期从事警务工作所训练出的目光。但此刻，那目光深处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与审慎。他并非外交世家出身，而是凭借在殖民地警务工作中的雷厉风行和（战前）的政治正确得以晋升。战争改变了一切，他如今手握租界内实际的武装力量与情报网络，却不得不在维希政府指令、日方高压、租界复杂生态以及个人信念之间走钢丝。
“总监先生，请坐。”杜邦指向办公桌对面的扶手椅，语气是一种刻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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