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尔信奉达尔文法则，他认为收容所是“生存训练场”。
在下城区，不够狠、不够狡猾、不够幸运的人，根本活不下来。
看看外面那些苟活到大的孩子就知道了，他们眼里的狠劲能把上城区的成年壮汉吓尿裤子。
半大的崽子为了点赏金能把人捅得肠穿肚烂，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的毒辣，是温室花朵们永远无法想象的。
这赏金，来源于上城区伸下来的爪子——治安署。
这个名义上维持下城区秩序的机构，本质是上城区的看门狗。
他们悬赏缉拿一种特殊的“罪犯”：思想犯。
什么是思想犯？传播“不该传播”的知识，质疑上城区的统治逻辑，甚至只是私下里谈论被禁止的历史，都可能被扣上这顶要命的帽子。
举报一个“思想犯”就能换来几天饱饭。
最热衷于这项狩猎的，恰恰是那些半大的孩子，尤其是跨年夜战争前后出生的这一代。
经历过那场屠杀的人，心中埋着对财阀的仇恨和对同胞的共情。他们懂得团结在绝境中的价值，有基于共同苦难的信任。
而那些新生的崽子们出生在铁丝网和高墙之下，从记事起，世界就是倾斜的金字塔。
他们没经历过“过去”，自然无法理解“现在”为何如此，更遑论“未来”。
所以他们没有仇恨的负担，没有道德的约束，只有饥饿和对生存资源的渴望。
举报邻居、老师、朋友、家人，换来的能填饱肚子的赏金，就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在”。
他们幽灵一样穿梭在街巷，竖起耳朵捕捉任何可能“越界”的只言片语。
他们熟悉下城区的每一个角落，能钻进大人进不去的缝隙，听得懂最隐晦的暗语。
一个眼神，一句含糊的抱怨，甚至只是多看了两眼墙上的涂鸦，都可能被他们解读成“思想危险”的证据，然后毫不犹豫地奔向治安署的哨卡。
这种“职业举报”瘟疫一样蔓延，让下城区本就稀薄的人际信任彻底崩解。
大概正因如此，修尔觉得能在收容所这套规则下活下来并最终“毕业”的人，才勉强有资格去面对外面那个更不讲道理的世界。
所以林木生对修尔的感觉很拧巴。
一方面，他身处这套规则之下，是被压榨、被物化的“资产”之一，对这套吃人的制度绝无好感。
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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