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离开后，韦格纳并没有立刻回到成堆的待批文件前。
他独自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窗外柏林渐渐亮起的灯火，手指间夹着的香烟缓慢地燃烧着，积了一段长长的烟灰。
卢森堡那尖锐而充满理想主义关怀的质问，依然在韦格纳的耳边回响——“红色帝国主义”？“背离初衷”？
韦格纳知道，这不仅仅是卢森堡个人的担忧，也代表了党内乃至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纯粹理想主义者的疑虑。
立陶宛驻军问题，像一根刺，虽然暂时以“维和”与“护路”的必要性解释了过去，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在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与崇高的革命理想之间，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该如何平衡？
如何确保在运用必要手段生存的同时，不被这些手段所异化？
“不能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啊……”
韦格纳喃喃自语，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
他意识到，卢格纳的来访是一个信号，提醒他是时候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了。
不能只讨论军事和外交的进退，更要系统地梳理和面对共和国根基所在——国内的经济重建与思想统一问题。
必须让领导层对当前的成绩和困难有一个清晰、统一的认识，必须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也必须对诸如驻军这类敏感行动，在党内高层达成原则共识，避免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
韦格纳转身回到办公桌，按响了呼叫铃。当秘书进来后，他清晰地下达了指示：
“通知政治局各位委员，明天上午九点，召开紧急会议。
议题有两个：第一，听取并讨论当前国内经济恢复与社会稳定的全面汇报；第二，研究确定下一阶段经济建设与思想工作的核心方针。
要求各位委员准备相关材料和意见。”
韦格纳的眼神恢复了惯有的坚定与冷静。
争论并不可怕，思想的碰撞才能产生火花。关键在于，必须将讨论引导到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何巩固革命根基上来。
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室内烟雾缭绕，韦格纳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开着几份报告。
在座的除了奥托·克朗茨、约翰·施密特等核心成员，还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代表党内理想主义路线的委员。
所有人都知道，这次会议必须解决近期行动带来的内外争议。
韦格纳开门见山，他没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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