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5日，莫斯科火车站
整座火车站已被红旗覆盖。
从月台到站前广场，三千名红军仪仗队员沿道路两侧肃立，崭新的军装与上了刺刀步枪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
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国际歌》和《华沙曲》的混编交响乐，还加入了德国工人作曲家新近创作的《红色莱茵河》。
站台上，苏联方面的迎接团队已经就位。
站在最前方的不是列宁——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出席这种露天仪式——而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苏共党内选择托洛茨基作为迎接韦格纳的考量：
在这个架空的1922年，苏联党内权力格局与真实历史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相似之处在于：列宁病重，继任者之争暗流涌动；不同之处在于，德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成功，极大地强化了“世界革命派”的政治资本。
作为红军缔造者和苏波战争实际指挥者，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无人能及。
面对德国这个拥有强大军事传统的盟友，由军人出身的托洛茨基出面接待，符合苏联军方“对等原则”的心理需求。
在国际声誉上，托洛茨基是共产国际早期主要理论家之一，在欧洲左翼运动中享有崇高声望。由他迎接德国代表团，能向国际共运传递“莫斯科-柏林轴心坚不可摧”的信号。
与斯大林侧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德国目前表现出的革命输出姿态存在潜在共鸣。
目前的苏共状态是，斯大林掌控党组织，季诺维也夫把持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主导军事外交——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暂时平衡住了苏共高层的态势，是列宁病重时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
由托洛茨基主持外交盛典，斯大林负责国内安保和后勤，季诺维也夫则筹备明天的共产国际专题会议，各得其所。
此刻，托洛茨基身披军大衣，双手背在身后，
“列车准点到达吗吗？”
他问道。
契切林看了看怀表：
“按德国同志最后一封电报，应该在一分钟后进站。”
话音刚落，远方的汽笛声穿透晨雾。
一列深绿色涂装的专列缓缓驶入视线，车头悬挂着两面旗帜：
左侧是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红底金徽旗，右侧是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
列车停稳时，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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