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个大圈子，现在提到重点了，我的心中一紧，问道：“这后来是怎么回事呢？”

卫长风说：“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背景，爱因斯坦和中国曾经有过亲密的接触，而相对论在中国则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段历史从和风细雨开始，逐步演变成了狂风暴雨。相对论从一个科学理论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爱因斯坦先是被中国人奉为**者，他的相对论革了牛顿的命，但是很快，无产阶级又要革了相对论的命。”

我怔了怔，喃喃道：“卫哥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事了吧，这段沉重的历史跟卫哥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遇到蒋先生后，我才知道历史悄然间发生了巨变，那已经是1966年了吧，我的性格和心智发生了改变，突然很急迫地想见义父，便离开蒋先生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四川。义父是知名学者，我很快知道他被周恩来亲自安排，任命为四川大学的数学系主任，那时义父年过半百了，著书立说，诲人不倦，一切似乎很安好。然而，现实的光景却大相径庭，我赶到四川时，学校已经停课了，路上时常听到满怀热诚的学生在批判自然科学和相对主义。我渐渐意识到义父可能会出事……”

“当我打听到义父的居所时，那时范了一个错误，那个错误让我悔恨不已！”卫长风说到这里长长地吐了口气。

卫长风为什么在西藏几年没有去找他义父，而是要等十几年之后，这有些不合乎情理，想必这里期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由，我猜测这一定跟他的遭遇有关，跟月神阁和沙姆巴拉洞穴有关，而这些可能是最核心的关键要素。

我没有打断他，等他苦笑一声，继续说：“从当时的‘月神阁’出来，我的身体回到了十七八岁时的状态，容貌也化成了少年样，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以当时那副模样义父是认不出我的。于是我想了个办法，乔妆成他的学生，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跟他理论对峙《相对论》。这是我们在德国时经常做的互动，希望这样义父能认出我来。然而，事与愿违，我的出现深深地伤害了义父，还误伤了义母。”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国家为什么要批判自然科学，更没想到，一场针对义父的运动正在酝酿。我扮成学生跟义父对论，想渐渐引出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可惜天意弄人，我的理论和实践在科学范畴已经远远超过义父了，再加上经历过返老还童，义父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我了。若是在德国，我的表现一定会得到义父的赞赏，然而事与愿违，义父义母把我当成了一场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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