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现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让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引起别人的不满是很自然地。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非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或许会犯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可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能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

如同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取决于能否通过以前的胜利和占领这个首都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过什么，他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下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然而，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胜利，依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的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妥协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跟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这些和约，那么拿破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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