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到190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震荡，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

五六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数据看似不错，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

事实上，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跟日本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

客观来说，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被称之为马太效应。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些年，朱敬伦的执政过程，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让民间自己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

这公平吗？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许很穷，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许很富，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贫富越是分化，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会矛盾就越大。

这些年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不对农业征收税收，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并在社会危机期间，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另一个方法是，宣传和鼓励移民。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尽管有亲戚、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仅仅能够为生，不可能有太多继续，抗风险的能力太差，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

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活在英美体系中，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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