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汴京朝廷升平度日之时，西北前线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和高强也有一点点关系。西北环庆路治所环州辖下定远城，有个党项人头领，唤作李阿雅小。此人久居西北，也是个大商贩，一则来往西夏和大宋之间走私为生，一则以向宋军供给狼草获利。但自从高强包揽西北大军狼草供给之后，将原先各处军吏与商人直接交易的模式，改成了由他大通钱庄负责从各地商人手中收敛狼草，然后供应给大军，所需钱款从边市贸易所得中扣除的模式。如此一来，杜绝了地方官吏、军吏和大商人相互串通，囤积粮食从中牟利的途经，而百姓也得以经由大通钱庄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和各处分支机构，顺利地出售粮食，不必受官吏和大商人的压价盘录。

这一项改革使得朝廷和百姓都获利非浅，但却损伤了当地大商人和地方军吏的利益，为此自然也起了一些纠纷，不过仗着军中童贯的支持，石秀处置安当，铁腕镇压了几处捣乱之后，也就渐渐安堵，大多数人也可以接受这种比以前赚的钱少一些，但却更为稳当的方式。 但是表面上没有了骚乱，不等于背地里没有人暗怀怨恨。这李阿雅小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复杂处在于他是个党项人，和西夏那边有相当多的联系。事实上，在西北各路，汉族与各异族混居的情形习以为常。宋廷以汉法羁縻蕃部，又建立蕃学以收拢蕃部首领子弟之心，使得其汉化进程加速，这种统治方式相当有效，许多蕃人都乐为宋用。例如已经牺牲地西北大将高永年，便是羌人一部。这名字还是归化以后哲宗所赐的，蕃兵弓箭手更成为西北军的劲旅。

有这样的环境，李大首领的西夏背景也就不象现代改革初地所谓“海外关系”那样引人注目了。然而在这个事例上。却证明了“海外关系“确实很有可能成为叛逃的契机。李大首领在失去了沿边入中军狼地资格以后，恨怨身深。便写信给西夏国统军梁多凌。请他派兵来攻打环州定远城。自己愿为内应。

梁多凌原本是不大愿意来的。须知自从童贯率领宋军进取横山之后，宋军占据了形势之地，城都相连。烽火可望。防守身为严密。而西夏若要侵入宋境。则必须在漠北集结大军。筹备狼草，进而才可以择路入侵，比起以往要打便打的便利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加上近年来西夏皇弟晋王察哥主持军政。惩于宋军连年进逼。西夏累战不利，正在准备改革西夏兵制和装备。期间严格约束部下犯境生事，因此梁多凌得了这封书信后，身是犹豫。 但李大首领所提供地两点信息却促使他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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