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晚年在曲阜的故宅整理典籍，窗外的桧树已亭亭如盖。弟子子夏见他将散乱的竹简按顺序排列，在《尚书》的 “典”“谟” 部分批注圈点，却从未在空白竹简上写下自己的言论，便轻声问道：“夫子删订六经，字字珠玑，为何不着书立说，传之后世？” 孔子放下手中的韦编，指腹摩挲着泛黄的竹片，上面 “允执厥中” 四个字已被摩挲得发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这平淡的话语里，藏着文明传承的大智慧 ——“述” 是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精准传递，“不作” 是对创新的审慎与敬畏，“信而好古” 则是从历史长河中汲取养分的谦逊。从先秦的竹简到当代的数字典籍，这条 “述而不作” 的道路，始终是文明延续的隐形桥梁。

一、述而不作：阐释中的传承之道

“述而不作” 的 “述”，绝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充满创造性的阐释。《说文解字》释 “述” 为 “循也”，段玉裁注 “循，行顺也，述谓循其道而述之”，强调 “述” 需遵循传统的内在逻辑，而非表面形式。孔子删订《诗经》时，不仅 “去其重”，更根据 “思无邪” 的标准筛选，将《关雎》列为首篇，因其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契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他把《小雅?鹿鸣》放在 “雅” 的开篇，因其 “燕群臣嘉宾” 的宴饮场景，体现 “礼尚往来” 的伦理。这种筛选与排序，本身就是对《诗经》的深度阐释，使这部诗歌总集从 “风谣歌辞” 升华为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教化经典。

“不作” 的 “作”，在先秦语境中特指 “创作新说”，孔子的 “不作”，是对 “不知而作” 的警惕。春秋时期，邓析 “作竹刑”（私自制定法律），导致郑国 “民口讙讙”；少正卯 “聚徒成群，饰邪说，荧惑众庶”，被孔子任大司寇时诛杀（《荀子?宥坐》）。这些 “作” 的乱象，使孔子坚信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没有充分的学识与实践支撑，任何创新都是危险的。他曾对弟子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强调 “述” 必须建立在 “多闻多见” 的基础上，这种审慎态度，使儒家避免了陷入空想主义的泥潭。

“述” 与 “作” 的辩证关系，在《周易》的传承中体现得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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