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路尽头，法国总领事馆的铁艺大门紧闭，将上海的喧嚣与动荡暂时阻隔在外。官邸书房内，却弥漫着一种与这栋优雅建筑格格不入的沉重气息。高级桃花心木书桌上，一份摊开的《上海日报》旁，放着半杯早已冷却的咖啡。总领事阿尔贝·杜邦（Albert Dupont）并未坐在他那张舒适的扶手椅上，而是伫立在窗前，凝视着花园里一株在秋风中瑟缩的玫瑰。他年约五十，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传统的三件套西装熨帖得体，但紧蹙的眉头和指尖无意识敲击窗棂的动作，却泄露了这位资深外交官内心的波澜。
对杜邦总领事而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刚刚送达的那份措辞“礼貌”却暗藏锋芒的照会，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逼迫他在维希政府的屈从政策和个人良知之间做出痛苦抉择。对日本外务省官员而言，这不过是步步紧逼、蚕食法租界自治权的常规操作，是利用欧洲战事胶着之机攫取利益的又一枚棋子。对潜伏在法租界的重庆或地下党情报人员而言，领事馆的态度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意味着活动空间的收紧或扩大，是重要的风向标。而对领事馆内那些心怀故国的低级职员而言，他们则忧心忡忡地观察着总领事的一举一动，担心饭碗甚至生命安全。
烦恼的根源来自于一小时前日本副总领事山本弥太郎的到访。那并非正式会晤，而是一次“礼节性”的下午茶。山本穿着剪裁合体的西服，英语流利，举止彬彬有礼，甚至对领事夫人精心准备的马卡龙赞不绝口。然而，闲谈片刻后，话题便“不经意地”转向了“租界内某些报刊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及“可能窝藏反日破坏分子”的“关切”。山本微笑着，用最温和的语气提出了最尖锐的要求：希望法方“加强自我审查”，并“共享部分特定人员的出入境及房产登记信息”，美其名曰“共同维护沪上治安与繁荣”。
杜邦领事转过身，目光扫过书桌上银相框里妻女的照片，还有墙面上那幅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玛丽安娜雕像复制品。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出身外交世家，一生信奉条约与国际法准则，但如今，强权逻辑正粗暴地碾压着他所熟悉的一切规则。他感到自己像一艘船的船长，却不得不听从海盗的指令更改航向。他的骄傲被刺痛，他的职业道德被玷污，但他更清楚，任何直接的抗拒，都可能给滞留在上海的数千法国侨民、乃至名义上受他庇护的租界居民，招致立竿见影的报复。这种夹缝中的屈辱，比面对直接的怒吼更令人窒息。
杜邦的视线落在下午茶时留下的那份精致菜单卡上。背面
（本章节未完结，点击下一页翻页继续阅读）
正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