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年前夕的上海，并未洋溢出多少喜庆。一层冰冷的细雨裹挟着煤灰，将法租界的街道涂抹成一片模糊的铅灰色。节日应有的暖意被一种更为强大的、来自国际局势与内部猜忌的寒意所压制。对黛·拉图尔而言，这个清晨出发的目的地，并非充满节日气氛的场所，而是一个更能象征当下混乱与脆弱的地方——圣玛丽医院。那里，躺着在“拉罗谢尔绑架案”中受伤的领事馆司机，而探望他，为黛提供了一个实施其危险计划的、近乎完美的天然掩护。
医院高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在雨幕中显得肃穆而疏离，红色的砖墙被雨水浸染成深褐色，如同凝固的血块。踏入其中，消毒水、廉价肥皂和隐隐的病体气味混合成一种特有的、代表痛苦与等待的空气。走廊里光线昏暗，穿着修女服或白色护士裙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穿梭，伤员的呻吟、家属的低语与远处传来的钟声交织，构成一首不甚协调的、充满人间苦难的背景音。这里既是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秘密得以隐藏的温床，战争的阴影与个人的悲剧在此处浓缩。
黛提着一个小巧的果篮，里面除了水果，还隐秘地藏着她精心伪造的“日晖计划”备忘录副本——那份诱饵。她的心跳并不平稳，但脸上必须维持着恰到好处的、代表领事馆前来探视的关切与哀矜。她穿过挤满了各种肤色、焦急等待人群的候诊区，走向通往住院部的楼梯。每一步，她都在用余光扫描着环境，评估着每一个可能的“死信箱”位置：长椅下的阴影、花盆底部、废弃病历架的缝隙……伊万·伊万诺维奇关于“平凡无奇”的教导在她脑中回响。
她今天刻意选择了更显朴素的装束，一件没有任何标识的深色大衣，头发简单地束在脑后，尽量减少任何可能引人注目的特征。二十八岁的她，正强迫自己快速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技能——隐秘行动。她的理智如同一个精确的罗盘，指引着方向，但情感的海洋却波涛汹涌。恐惧是真实的，像冰冷的针尖刺着她的神经；但一种更为强烈的、近乎执拗的求证欲，则像引擎般推动着她前行。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利用职务之便和个人同情心作为掩护，这种道德上的模糊地带让她感到些许不适，但已然无法回头。
在三楼楼梯转角处，一个相对安静的走廊尽头，她停了下来。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有些陈旧的彩色人体解剖图，详细标注着肌肉和骨骼的名称。图纸下方有一个浅浅的、用于更换图纸的木制边框，边框与墙壁之间，有一道不易察觉的缝隙。这个地方人来人往，却极少有人会驻足细看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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