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黛·拉图尔决定对那幅儿童画所指示的地点进行初步外围勘察的前夕，一个看似寻常的信号，打破了领事馆内部按部就班的节奏，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她心底漾开层层警惕的涟漪。这信号，是一封来自香港的普通商业信函，收件人是领事馆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中级文员，内容涉及茶叶出口配额查询，格式规范，措辞严谨，在任何外人看来都无懈可击。然而，这封信的寄出者——一个名为“九龙贸易行”的公司名称，以及信封右下角一个极不起眼的、仿佛无意间蹭上的墨水点形状，触动了黛记忆中那根最为敏感的弦。这是她与“渔夫”——那个将她引入这条隐秘战线、如今远在香港的上线，约定的紧急备用联络标识之一。这意味着，这封看似无关紧要的公函，实则是专为她而来的“家书”。
在1930年代的上海，尤其是在局势日益紧张的各国领事馆内，往来邮件并非全然私密。出于安全与情报考虑，重要部门的邮件，特别是来自敏感地区的商业或私人信函，通常会经过内部秘书部门的初步分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更隐蔽的检视。这封信恰好经过了黛所在部门的办公桌，由她进行归档前的初步处理。这套流程本身即是保护色，也为某些特殊通信提供了看似合法的通道。黛的手指抚过那个小小的墨水点标记，心跳悄然加速，但她的面部表情依旧平静无波，如同处理任何一份普通文件般，熟练地将信函内容录入档案，然后将原件归入待销毁的废纸篓——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关键信息从不直接存在于纸面。
下班后，黛没有直接回家。她像往常一样，在法租界的一家小咖啡馆稍作停留，然后拐进一条僻静里弄的公共电话亭。确认无人跟踪后，她才返回领事馆附近一个她早已勘察好的、绝对安全的死角——一个废弃的报刊亭背后。借着远处路灯微弱的光晕，她从手提包底层取出一个伪装成粉饼的小盒，里面不是香粉，而是特殊的显影药剂和一枚小巧的放大镜。白天那封“家书”的关键部分，并非打印的文字，而是用隐形墨水写在信纸背面和信封内侧封口处的微缩密码。她的动作精准而迅速，指尖稳定，没有丝毫颤抖，但每一个感官都提升至巅峰状态，警惕着周遭最细微的风吹草动。显影剂作用下，一行行细如发丝的密码文字浮现出来，如同黑暗中浮现的幽灵密码。
这套解码工具和密码本，是“渔夫”在她临行前交付的保命符之一。密码本并非实体书，而是深深烙印在她记忆中的一套复杂规则，其核心密钥与她熟悉的一本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版的《上海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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