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竟敢为具有这样内容的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有人一定会感到惊异。对于我的朋友来说，这是不必作任何解释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向那些不认识我的人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以免认为我自不量力。

这部我现在为之作序的著作使我十分挚爱的丈夫（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祖国），在他一生中最后的十二年里，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精力。完成这部著作是他最殷切的愿望，但是他却没有意思在他活着的时候让它出版。当我劝他改变这种想法时，他一半是开玩笑，但一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早亡，常常这样回答说：应该由你来出版。正是这句话（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它常常使我落泪，尽管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含意）使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有义务为我亲爱的丈夫的遗著写几句话。纵然人们对于我这样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不会不体谅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序言的那种感情的，而这种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个女子作这样一些事情时感到十分为难。

当然，我也决不可能抱有奢望，把自己看作是这部著作的真正出版人，这是远远超过我的能力的。我只是想当一名助手，参与这部书的出版工作。我有权利要求作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在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也曾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凡是认识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伴侣，并且知道我们在一切方面都相互关心，不仅同甘共苦，而且对每一件工作，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都抱有相同的兴趣的人，都会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从事这样一件工作，我是不会不清楚的。他写这部书时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希望，以及这部书产生的方式和时间，恐怕也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了。他的天赋的卓越才智，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渴望光明和真理。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修养，但是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有关国家富强的军事科学上，他的职业也要求他献身于这门科学。首先是香霍斯特把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在1810年他受聘担任柏林军官学校的教宫，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一切都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和努力进一步集中在这方面，并把自己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记下来。1812年他在结束玉太子殿下的课业时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己经包含了他以后著作的胚胎。但是，直到1816年，在科布伦次他才又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并且把扳其重要的四年战争时期的丰富经验中成熟了的果实采集下来。开始时，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了一些简短的、相互间没有紧密联系的文章。从他的手稿里发现的下面这篇没有标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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